最近作为关心气候变化问题的热心人士，我有幸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届中欧社会论坛，暨201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并参与碳管理与碳交易这一工作组的会议活动，从巴黎到马赛，再到巴黎。会期四天，满满当当，收获颇多。
此次大会的规模颇高，中欧双方政商学界和民间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共有十二个工作组分别就包括欧亚可持续城镇，可持续住房，循环经济、绿色技术与能源转型，碳管理与碳交易，企业社会责任与节能减排，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低碳意识、教育、传播与公民个体行为，青年就业和能源转型，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环境与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的融资机制，水和气候变化等在内的十二个议题进行讨论和经验分享。我所在的工作组集合了法国巴黎九大的经济学教授、中国中山大学的碳交易研究专家、法国外交部气候变化专家和英国剑桥大学学者、瑞典自然保护协会政策官员以及广州碳排放权交易领域活跃的企业家代表等，大家在两天的马赛之行中考察了当地的木屑供热厂，并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议会主席和议员以及中国驻马赛总领事会面并了解马赛在碳交易与碳管理方面的实践情况。在马赛Kedge商学院的全天座谈中，中欧双方的代表就能源转型、中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能源安全等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对2014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共识文本》中有关碳管理与碳交易的部分进行了删补和定稿。我作为工作组的中方代表，与我的欧洲同伴一起，在最后的闭幕大会上对工作组的成果进行了汇报，并宣读了《共识文本》的这个部分。
围绕气候变化的讨论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打开电视，可能会看到北极熊挣扎着爬上日渐消融的浮冰的场景；翻开报纸，可能会读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后世界各国在“减排”问题上丝毫不见趋同之势的相互攻讦；走在大街上，可能不期然会看到巨幅的广告牌呼吁人们要么“关灯一小时”，要么带着罪恶感继续使用一次性筷子、非再生纸张或者不可或缺的水。仿佛，从某一个时候开始，气候变化这四个字已经与环境和资源保护、节能减排、保护野生动物，以及经济转型和改革密不可分。然而，当人们在谈论气候变化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无法分清气候变化与所谓的“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破坏”等有什么分别。甚至，当中国的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代表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进行阐释的时候，会场之外，气候变化问题俨然成了民族主义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新阵地。甚至，有很多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援引各种论据证明气候变化是杞人忧天，而碳排放权交易则是西方发达国家掠夺中国财富和抢占规则制定权高地的惊天阴谋。
然而，围绕气候变化的问题在人们以为对这个问题十分熟悉，因而无需再议的时候，就再次变得陌生起来，值得我们审慎思考。
气候变化问题不等同于全球气候变暖，而是指包括气候异常在内的一系列不利于人类生存，甚至带来人类生存灾难的气候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不管气候变化在多大的时间跨度上对人类带来影响，不管全球温度升高了多少，不管这种升温在未来走向如何，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效应也是存在并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我们更应关注的是现在的发展方式本身不可持续，由于城市化进程，储存着大量碳的林地受到破坏，而建设城市所需的钢筋水泥的生产过程则排放了大量的碳源，扰乱了碳循环，使得人类居住的地域大气中碳浓度超标，从而造成和扩大了温室效应（包括城市热岛效应），而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融入地表水源，则进一步造成包括水和土壤酸度升高，并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至于留在空气中的温室气体则有可能与其它气体反应，造成了二次污染，甚至存在引发光化学烟雾之虞。
对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的过分夸大，以致认为采取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措施可以带来直接和短期的成效，也是不合理的。很多人利用《增长的极限》一书来论证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这本身反而为这个严肃的问题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质疑。利用书中提供的简单逻辑和论证并不能妥当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增长的极限》出版的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浮夸的时代，充斥着对萧条和厄运的夸大其辞。罗马俱乐部的丹尼斯·米都斯及其合作者合著的第一本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很能反映和决定20世纪70年代的大众心态。这帮意大利企业家和人文主义者在奥•佩切伊的倡议下组织起来，在1968年聚在罗马。米都斯的兴趣在于寻找一系列显而易见的事件背后逐渐凸显出来的、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实之间存在的共同点。一些看似毫无关联，实际上却也毫无关联的事件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成了关键论据，成为罗马俱乐部所称的“问题”（problematique），比如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失业和能源危机，货币体系瓦解和贸易保护主义，文盲和种族隔离，恐怖主义和腐败，等等（就和今天一样）。而问题的答案，或者说在米都斯报告中由罗马俱乐部提供的令人绝望的答案，是简单的，难以令人信服的，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采掘当下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这个星球的增长将会在未来的百年中达到极限。”
很多人知道这份报告，但却很少意识到它所使用的数据在很多地方都不合情理。可惜的是由米哈伊洛·佩特罗维奇（Mihajlo Mesarovic）和爱德华·佩斯特尔（Eduard Pestel）撰写的第二份报告并没有以同等的影响力修正《增长的极限》所包含的错误。拉夫·达仁道夫爵士在他的《现代社会冲突》一书中写道“罗马俱乐部报告的缺点在于，它提出了极限这个观念。外推法并不是很可靠的看待未来的方法，而声称问题会几何级而非线性扩大只会让头脑简单的人们感到震惊，而无益于解决问题。用极限来思考问题暴露了思维的单一性。我们可以进步，可以突然停止，也可以转向。很多人这样思考问题。习惯会约束想象力。建议无视障碍和逆趋势、像从前那样继续下去的想法是任何情况下都最可能出现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系列新问题的时候。这在20世纪70年代现实发生过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在20世纪80年代重演。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实际上，历史是用另一种方式发展的，或许就像国际象棋中的骑士，走边线或者前进，或者通过变线，或者通过新的攻击工具，来使昨天的极限看上去就像空战时代的马奇诺防线那样不合时宜。”
用阴谋论来看待气候变化问题，显然是对问题的过度简化和歪曲。气候变化谈判本身就是一个各国根据本国情况自愿参加的谈判，《京都议定书》也只是对签署国产生约束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上曾经第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现在是中国，尽管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远小于美国）美国1998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后，在2001年3月，布什政府则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 《京都议定书》。它的邻居加拿大也因为考虑到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占比很小，而在2011年宣布退出。不过可惜，想以此作为论据攻击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阴谋论者们恐怕要失望了，因为作为拥有很高自治权的美国各州却有自愿加入减排行动的例子，比如到2004年11月15日为止，美国包括纽约州在内的九个州加入了“区域温室气体行动”组织（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通过自愿方式建立州一级的温室气体交易机制，对联邦政府施加压力。
参与气候变化全球合作对中国到底好不好？我认为总体是好的，利大于弊。
首先，在全球各国热情参与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不参与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不仅表现在对人类总体命运的不负责任，也表现在对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中国的能源消耗65%是煤炭，这也是中国现在日趋严峻且丝毫不见缓解的空气污染最直接的原因。在中国，节能与减排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对于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而言，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又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任务。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措施碳排放交易体系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归结起来是交易，是市场，是经济学规律发挥作用的范畴。中国不主动参与，不积极参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失去制定市场规则的先机。近代以来的守旧与闭关自守，畏惧交流开放与不擅长交流是煌煌中国的特色。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主动权的丧失意味着再一次被甩在全球进程之外的危险，即使这一次并没有坚船利炮横亘前方，国际舆论也足以威胁“中国梦”的实现。
最后，气候变化问题将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的机会。气候变化言简意丰，涉及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从环境教育，青少年发展，能源问题到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开发和转让，甚至国内社会自治到国际政治格局，无所不包。中国作为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短期受益者不得不考虑如何将短期的收益转化为新增长模式的启动成本，并规避长期风险（清洁发展机制简言之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未来排放权，来抵消其当下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样一来，交易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未来出现无排放权可卖的情况。而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发展中国家则可能不得不为了发展而花费更高的价格买回之前“贱卖”的排放权）。
很多人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措施的攻击本身都是建立在承认人类活动对气候产生影响的前提之下，而且停留在数据和技术细节上，不管是通过精妙的数量模型证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并没有在实质上减少排放，还是用更先进的仪器更科学的手段获得更精准的数据，证明气候变化并没有人们想的那样严重，或者说人类行为对气候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所忽略的往往是人类文明总体的走向，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正如《民国纪事本末》的作者刘仲敬博士所言“钥匙掉到阴沟里，你去路灯下找是没用的。对路灯下的细节越清楚，越无益于你找回钥匙。”而我们现在明知道钥匙已经丢了，有人却还在路灯下打转，并不知道哪怕钥匙没有掉在阴沟里，扭转路灯去照一照也并无坏处，更何况现在的事实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194个国家和欧盟（欧盟再加上28个成员国）已经开始积极的行动，这让对气候变化存废的讨论变得匪夷所思。
气候变化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全人类面对的一个共同的挑战，一个共同的危机。从没有任何一次危机像气候变化这样，影响每一个人，牵涉每一个国家，将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排除在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会有外星智能生命的入侵的可能，那时候全地球人类自然成了利益共同体。）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间隙，我拉住欧盟的缔造者之一、前英国驻欧盟大使，也是达仁道夫爵士的前同事乔治·贝尔图安先生攀谈，问他如何看待气候变化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作为一次时间跨度，影响范围都史无前例的危机，它与诸如战争、饥饿、流行病等相比，又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略微思索一下，讲道“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莫不由危机造就。且不说非洲草原的干旱造就了从猿到人的进化，黑死病和宗教堕落带来了文艺复兴，皇权危机造成了现代政治体制，只看上个世纪，我们作为亲历者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人类技术、经济和政治的进步，欧洲经济社会的危机造就了欧盟的创立，冷战的危机带来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进而将自由的观念带到全世界。我想气候变化会成为这样一个危机，它将全人类联合在一起，让他们学会合作，让他们建立新的联合。”
中国人习惯不厌其烦地强调“危机”二字在中文中的两个含义，岂不知西方世界早已习惯将挑战和机遇并陈，我们早已失去了原创性。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开始前，我们准备好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