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和中国分别代表着欧洲和亚洲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却也有不少共同点。历史即是其一，这点从均被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和司马迁身上可见一斑。来自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的思想史教授谢普·斯图尔曼就此接受了本站采访，以专家角度解读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在古代文明中的活跃及合作。他说，这两人背景各异，却都懂得只有在世界史的大框架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这一道理。
您如何评述古代欧亚大陆两大文明: 中国和希腊？ 二者在何处交汇？
在古代，中国与希腊，还有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印度同属文明。所有这些文明都衍生出人性的概念，思考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同一个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和孟子是大约同时代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为两个极端之间的平衡（如：勇气是懦弱和鲁莽之间的平衡），这和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译文：季文子遇事都要考虑三次才去行动，孔子听说后说：“想两次就可以了。”）
作为东亚的主要文明暨帝国，中国人更倾向于视自己为世界的自然中心。而作为从外围进入埃及和西亚文明世界的初来乍到者，希腊人的世界观和气质都带有点实验性质。特别是他们不得不适应更多的政权更迭，被迫“重塑国家”。
为什么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被称为“史学之父”？
之前的史学家赫卡泰戊斯只留下了只言片语，希罗多德则是第一个尚有完整作品留存于世的希腊史学家。因此在希腊他常与修昔底德一起被人们视为史学“开山祖师”。但罗马时代以后他被人们逐渐遗忘，直到15世纪才被重新提起，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在近代早期，也是罗马史学家比希罗多德更有威望。不过最近又开始了希罗多德热，因为他的作品里提到了很多当今社会关注的问题，诸如边疆、文化差异等。
与此相反，司马迁史学之父的地位鲜有争议。《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来中国的“伟大史学家”均指司马迁并承认他的权威。他的历史循环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1911年秋天最后一个王朝没落。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有哪些相似点和不同点？
首先，二人都试图以史为鉴，以启示处于乱世的人们，但是他们的切入点各有不同。司马迁援引孔子的《春秋》，主张批判国家官员甚至皇帝是史学家的职责，但这些批判并未敢直接进行，而是借故事主角之口相传。相反，希罗多德则亲口对统治者加以批判。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可以更自由地评论。司马迁却因其言论遭受了腐刑之苦，即便如此，在其所著史书中还是能看到不少他对精力充沛、为人严苛的汉武帝进行的诸多批判。
其次，二人都对边疆和文化差异颇感兴趣。他们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边境的“野蛮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他们的希腊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他们都能设身处地，从“野蛮人”的角度回望自己的国家。我在JWH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希罗多德史书关于斯基泰人的第四章和司马迁关于匈奴的第110章都试图从整体上来讲解草原游牧民族如何适应生态环境和地缘政治，如何处理与他们所面对的帝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不过他们对待自己帝国的态度不同。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的民族志一直记录至波斯战争时期，波斯人未能成功征服斯基泰人与其对手是希腊人不无关系。相反，司马迁生活在一个没能制服草原游牧民族的帝国，他对匈奴文化的欣赏不乏他对自己王国侵略政策不满意的因素。
在我看来，最关键和最有价值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世界史这个大框架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司马迁，都用历史来克服民族优越感带来的闭关自守，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知反其道而行之的风险。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了解自己的文化及其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有多重要？
非常且至关重要。自古以来，世界史都是由帝国及其盟友、敌人、受害者所谱写的（参见《世界历史中的帝国》，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普林斯顿出版社2010年）。与其说它是堆叠如山一样的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应该使我们发现那些与我们想探讨的问题相关的史实，不论这些史实是发生在国内或是相距万里的地方。研究世界历史可以使我们对全球化有清醒、全面的视角。用长远的历史观来看问题是一剂解决 “现世主义者” 短视的良药。我们应该去尽力理解我们的现在，而不是将自己埋葬在里面。
目前，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教育由新民主主义主导。他们说，年轻人应该知晓历史，这常常是指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那么，我们应如何界定这个历史？只从荷兰的角度来看待与土耳其的历史，还是也要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待与荷兰的历史？ 在我看来，高中历史教学不仅要关注国家的，还要关注区域的（例如：欧洲，中国或者非洲）以及全球的。最主要的是如何界定我们自己的历史，只有全球历史观才能真正让我们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所有人任重道远！
*点击此处查阅斯图尔曼教授的《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古希腊和中国汉代的历史和人类学转向》
Theano-Damiana Agalogl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