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翼联盟胜选对中国和希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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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n Steinbock

丹·斯坦博克博士访谈

希腊再一次成为了国际焦点,因为本月25日的选举结果将决定激进极左翼联盟是否会上台,从而独自治理国家或者联合治理国家。中国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国家之一,因为中国在希腊的投资不菲。为了评估目前的局势,讨论可能的政策变化,本站邀请来自多级世界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丹·斯坦博克博士与我们进行讨论。斯坦博克博士是印度中国以及美国国际事务研究院的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和欧盟中心(新加坡)的访问学者。

为什么希腊对中国而言很重要?

中国和希腊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2008/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双边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经济十年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过去,中国主要依赖引进外国投资(FDI),而现在中国的投资开始流向国外。作为其主要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伙伴,欧洲可以说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中心。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危机给衰落的南欧提供了经济刺激,促使他们吸引中国的投资。在2010年春季欧债危机爆发之后这一趋势在欧元区日趋明显。与大家的共识不同,我个人认为,三驾马车会加速欧洲的长期衰落。由于欧盟的政策,“街头激烈的游行会从雅典蔓延至里斯本、马德里直至罗马。。”

2008-2010年间中国在比雷埃夫斯的存在感大幅增长,中国航运公司COSCO获得了位于这里的两个集装箱码头为期35年的特权经营权,对其进行整修并运营。简而言之,比雷埃夫斯开始成为中国从巴尔干,进入中东欧经济体的大门。

极左翼联盟胜选对中国投资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左派胜出,并可以独自掌权或者联合掌权的话,他首要关注的就是国内的经济。因此,国内他会执行广泛的社会一揽子政策,国际上他会提出债务免除措施。目前三驾马车对这两项政策都持反对态度。

在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当权时中国就开始和希腊保持友好联系了,双边合作关系在与希腊的保守派总理萨马拉斯和新民主党的合作中上升至一个新水平。如果极左翼联盟上台,两国依然有可能继续保持良好合作关系。

阿莱克斯·齐普拉斯最担心的就是如何让民众相信极左翼联盟党的债务解决措施能够带来长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希腊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30%,负债率甚至超过了190%,极左翼联盟会试图将其归咎于这些原因:三驾马车最初的规划有问题;欧盟的政策有误导性;希腊这些年的经济萧条既不能带来稳定也不能带来持续发展;还有2012年的经济援助一揽子政策,并非是三驾马车用来解决希腊危机的策略,而是为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稳定赢得时间。

最重要的是,当国内经济成为难题,对左派来说,关键是要让国际大环境促进和支持希腊的新变化。这其中也包括中希关系。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大约十年前,巴西总统卢拉上台时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处于国内和国际债权人的双重压力下。他是这么做的:首先稳定市场;其次,扩大并且深化巴中贸易关系。最终,巴西和中国都从中大获裨益。对于希腊来说问题是齐普拉斯能否复制卢拉总统的成功奇迹?

你如何评价中国在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之后的政策?

12月中旬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与来自中东欧的16个国家首脑进行了会谈。中国设立了一项价值24亿欧元的投资基金,用于中东欧的经济发展,以此表示对合作的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各国首脑一致达成协议,在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和比埃弗雷斯港口的基础之上建立一条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陆海快线;在这项协议达成之前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就共同做了努力,早在2012年中国就宣布拿出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用于这个地区的国家。

诸多欧洲评论认为中国正在分裂欧洲,各国不应该和中国开展双边甚至区域多边交易,而是应该以一个团结的欧洲和中国进行谈判。实际上,欧洲自己已经分裂了。北欧财政相对稳定,南欧摇摇欲坠,中欧和东欧经济正在转型,欧洲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潜力和生产积极性都不一致。其结果就是他们的区域议题和目标也各不相同。

长远来看,欧洲亟需来自中国的投资,以此获取资金并创造工作岗位。相应地,中国需要欧洲的科技和技能,进一步发展。在贝尔格莱德峰会之后,中国更加努力建造并扩大通往欧洲的大门。长远来看,这对中国和欧洲都有好处。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努力同时也是中国新的总体战略固有的一部分。在习近平和李克强时代,中国正在加大投资力度,用于区域合并和联合,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下,这正是我们亟需的。